他没当上省委书记或军区司令，成了工厂经理：和平了，专心搞经济建设

1954年，甘肃白银，一场干部任用的讨论摆在黄罗斌面前。宁夏省建制调整后，他可以到甘肃担任书记处书记，也可以留在军队出任军区司令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位从陕北红军一路走来的老干部，没有选择更显眼的岗位，而是提出：“和平了，还是让我去搞经济建设吧。” 这句话并非一时兴起。黄罗斌长期在部队工作，熟悉的是行军、作战和政治工作，矿山建设却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课题。可在他看来，战争年代需要带兵打仗，国家进入建设时期，干部也应当转到经济建设的第一线。 黄罗斌早年参加陕北红军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三旅旅长。西府战役后，他因没有执行上级命令被撤职。这个处分对一名军事干部而言并不轻，但他没有因此离开革命队伍，后来被调往地方军区，继续承担部队建设和作战任务。 那段经历里，有一件事令他始终难以释怀。独立第二师的官兵，原本是榆林守敌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起义人员，部队刚刚改编，尚未完成思想和组织整顿，就被投入战场。这样的部队表面上人数不少，真正能够执行命令、经受战斗考验的力量却很有限。 进入宁夏后，问题更加突出。面对马鸿逵部队，逃跑、掉队和开小差现象屡屡发生，部队建制很快受到严重影响。作为政委，黄罗斌既要维持部队行动，又要设法进行教育整顿，结果仍未能把这支队伍真正改造好。战争年代的许多遗憾，往往不是勇气不足，而是基础工作来不及补上。 1949年，黄罗斌率部配合第十九兵团解放宁夏。宁夏解放后，他担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。军区司令员是起义将领，许多具体工作实际上由黄罗斌承担。部队改编、地方接管、剿匪肃特，一件接着一件，宁夏并没有因为战事结束就立即安定下来。 此后，他出任宁夏省委员会副书记、宁夏省军区政治委员。当时宁夏仍作为一个省存在，地方工作既要恢复生产，也要处理旧政权遗留问题。对一名长期在军队工作的干部来说，地方财政、交通、农业和工业都需要重新学习，所面对的难题并不比战场简单。 1954年，宁夏省建制撤销，辖区一部分划归内蒙古，大部分并入甘肃。干部安排随之调整。按照常见选择，黄罗斌留在军队，或者转任甘肃省级领导，都是顺理成章的安排。可他把目光投向了白银，因为那里即将建设国家重点有色金属项目。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，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重要工业项目。矿山、冶炼、运输和职工生活保障，几乎都要从基础做起。黄罗斌离开熟悉的军队系统，担任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，实际上承担的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开创工作。 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不去做更有把握的工作？他回答得很直接：“打仗我干过，建设也得有人干。”这几句话不长，却说明了他的判断：职务高低是一方面，国家当时最缺什么人，才是干部应该考虑的事情。 在白银工作的四年里，他从组织建设抓起，也参与处理生产、设备、物资和职工队伍等问题。工业项目不像行军打仗，命令下达并不等于任务完成，设备要安装，技术要磨合，工人要培养，任何环节出问题，都可能影响全局。军队干部转入企业，必须接受这种节奏上的变化。 1958年，黄罗斌调任甘肃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分管冶金、财经、经贸等工作。这个安排说明，他在工业建设中的经历得到了认可。不过，政治风云很快发生变化。仅仅几年后，他因有关材料受到批评，被指为“修正主义分子”，并被安排到党校学习。 1965年，黄罗斌又被连降四级，搬出省委大院。曾经负责一个大型工业项目的领导干部，转眼间失去原有职务，这种落差十分明显。遗憾的是，在那个特殊时期，个人长期形成的工作成绩，常常会被一份定性材料遮蔽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黄罗斌的工作逐步得到恢复。七十年代末，他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、副书记，后来又担任书记。1983年5月，他出任甘肃省政协主席、甘肃省顾问委员会主任，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 他没有成为省委书记，也没有走上军区司令员的岗位，却在白银留下了从军队转向工业建设的一段经历。对黄罗斌而言，选择工厂经理并不是退让，而是把多年积累的组织能力，放进了国家工业化最需要的地方。 特别